近期，一条被称为美国“斩杀线”的收入标准在舆论场引发热议。
“斩杀线”，原是游戏术语，指角色血量跌破某一阈值后极易被一击击倒。这一措辞并非官方术语，放在美国的现实环境中，被用来形容许多看似仍在体面生活的家庭一旦遭遇失业、大病等风险，就可能迅速从体面生活跌入困境甚至无法自救的财务危机现象。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一篇提出“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需达到14万美元，才能勉强维持体面生活”的文章意外走红，再度点燃了社会对中产人群真实生活成本与收入边界的讨论。
在看似清晰的统计线条背后，越来越多美国中产家庭正游走在“看似稳定，实则高度脆弱”的临界地带。
中产滑落
长期以来，美国被包装成“机会无限”的成功样本，所谓“中产阶层普遍富足”的形象广为流传。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上大量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实经历被不断呈现，这一单一叙事正被逐步打破，美国社会在高成本、低保障背景下所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与现实困境，日益进入公众视野。
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关于体面中产迅速滑落的案例屡见不鲜。
美国一对在TikTok上拥有大量关注者的年轻夫妻Abby和Matt Howard公开讲述，他们在一次妊娠意外后收到了超过3.2万美元的医疗账单。尽管两人都有收入来源，也并非长期贫困人群，但这笔突如其来的费用还是迅速吞噬了家庭的储蓄，生活节奏被打乱。
类似情况甚至发生在高收入人群中。一名曾在Meta工作、年薪数十万美元的工程师，在被裁员后，因为房贷、医疗自付费用和高生活成本叠加，导致现金流枯竭，最终失去住房。
在外界看来，他原本属于高收入中产，但一旦收入中断，其现有资产并未有足够的缓冲能力。这类故事的频繁出现，并非个体理财失败，而是结构性压力的集中体现。
《纽约时报》对部分二三十岁美国人的采访显示，相关收入标准远不足以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处境。尽管他们在经济学意义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且不少人收入已高于全职劳动者6.336万美元的年收入中位数，但现实压力并未减轻。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贫穷”，却普遍感受到不平等加剧带来的挤压：买房、养家、偶尔外出就餐等传统中产生活要素，正变得遥不可及，或需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这种情绪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美国社会长期坚信的“努力就能实现向上流动”的预期，正在这一代人中明显动摇。
CNN也在1月的报道中称，“美国梦”从未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许多美国人陷入了令人沮丧的困境：进入了更高的税级，却无法享受高收入带来的种种好处，还有一些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如从前。
根据全美真实生活成本联盟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65%的美国中产人群认为他们面临经济困境，并且预计这种情况在他们余生都不会有所改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25年12月发布的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全美各地的中产人群都在为生活负担能力苦苦挣扎。
这份调查中，中产的定义遵循“收入处于中间60%人群”的经济假设。
分析发现，收入不足以负担居住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中产家庭比例总体在23%到57%之间。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表明，全美没有哪个主要城市能够让所有中产阶层都负担得起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生活成本问题不仅存在于纽约或旧金山等最大或最富裕的城市，也存在于覆盖美国所有州的160个都市区。在其研究的160个美国大都市中，经过调整当地收入范围和价格差异后，至少有20%的中产收入者负担不起在当地的生活。
夹在富裕阶层和中下层家庭的困境之间，中产人群已经出现数量萎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71年，61%的美国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到202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1%。
中产人群的收入也使他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财务挑战，这可能会在未来十年显著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雅虎新闻称，退休、儿童私立教育、高速互联网和高级流媒体服务、个人健身和健康服务、专业医疗护理、有机和特色食品、新科技工具、环保家居升级、综合保险计划、房屋所有权可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会成为中产人群负担不起的东西。
“ALICE门槛”
2025年年底，华尔街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W·格林（Michael W.Green）的一番言论，无疑给关于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讨论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他提出“美国官方贫困线是一个谎言”的说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他看来，这种说法与现实严重脱节，维持基本生存的实际门槛比政府目前认为的要高出4倍多。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2024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为31200美元，但格林指出，实际数字应该更接近136500美元。而美国四口之家的收入中位数是125700美元。这意味着，按照这种计算方式，大多数美国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格林为一个四口之家制定了一份“基本需求预算”。预算中不包含任何额外开支，只涵盖2024年维持工作和养育子女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预算大致如下：
儿童保育：32773美元
住房：23267美元
食品：14717美元
交通运输：14828美元
医疗保健：10567美元
其他必需品：21857美元
所需净收入总计118009美元，加上大约18500美元的联邦税、州税和工资税，总收入需求约为136500美元。
这就造成了格林所说的“死亡谷”：收入太高而无法享受福利，收入太低而无法获得稳定的生活。
这篇爆红的博客文章引发了大量回应，一些专家认为他的计算方法存在问题，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选择性证据”，《华盛顿邮报》认为，格林对美国经济当前整体情况的把握较为准确。
无独有偶，美国“团结为ALICE”组织也曾提出过一个类似“斩杀线”的概念。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即资产有限、收入低微，但有工作）。
该组织发布的2025年报告显示，美国陷入经济困境的家庭数量，长期以来被官方统计口径低估。2023年，按照联邦贫困线计算，美国约有13%的家庭被界定为贫困家庭。然而，这一指标未能覆盖另外29%的美国家庭，这部分家庭被称为“ALICE家庭”，同样正承受着显著的经济压力。
和中产群体略有不同，“ALICE家庭”的收入水平高于联邦贫困线，但仍不足以承担其所在县域的基本生活开支。报告称，将“ALICE家庭”与官方认定的贫困家庭合并计算，2023年美国约有42%的家庭处于“ALICE门槛”以下。各州情况差异明显：北达科他州的比例约为33%，路易斯安那州则高达50%。
“ALICE家庭”遍布美国所有县域，涵盖各类人口群体。处于“ALICE门槛”以下的劳动者，往往从事着维系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性工作。然而，即便是全职工作，他们仍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
处于这一门槛以下的家庭，往往被迫在基本生活需求之间作出艰难取舍，例如在支付水电费还是修理汽车之间权衡，在购买食品还是配齐处方药之间犹豫。然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往往高于公共救助项目的资格标准，难以获得相应支持。
需政策干预
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承担着密集而刚性的支出结构。除水电煤等日常账单外，美国家庭还需支付住房按揭与房产税、助学贷款、车贷、医疗保险以及个人所得税。在储蓄率长期偏低的背景下，这些固定成本显著压缩了家庭财务缓冲空间，使中产阶层普遍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收入尚可，却几乎没有犯错余地。
从本质上看，这场争论并非围绕“贫困”，而是围绕“需求”。
类似的讨论并非新鲜事。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大卫·布雷迪说，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划定的底线是能够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斯密时代的苏格兰，这意味着能够买得起一件亚麻衬衫。今天，这一“参与成本”在美国更多体现在住房上。
住房，正成为中产最清晰，也最残酷的门槛。即便是双职工家庭，许多受访者仍认为在城市地区置业越来越遥不可及。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1991年首次购房者的普遍年龄为28岁，而今年已升至40岁。
25岁的结构工程师埃里克·富夸年收入达8.6万美元，他清楚自己买不起亚特兰大社区的房产。不断上涨的房价和高利率迫使他只能考虑远离市中心、单程通勤90分钟的地区。最终，他放弃了购房，继续租住市区。“为一套永远买不起的房子苦熬几年，没有意义。”他说。
这种现实正在改变年轻中产的行为模式。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购房前景渺茫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休闲消费或高风险资产，而拥有住房或更接近拥有住房的人，财务决策更为谨慎。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指出，35岁以下人群的财富积累速度明显放缓，与占据财富份额越来越大的“婴儿潮一代”形成反差。
住房之外，生育与家庭规划同样被推迟。养育费用令人望而却步。据倡导组织“儿童保育意识”（Child Care Aware）称，在美国，两个孩子的托儿费用都比抵押贷款或房租更贵。该组织发现，2024年儿童保育的平均年费用为13128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3%。
36岁的百货商店经理基亚娜·费德里克已还清助学贷款，却仍与父母同住，她形容自己“人生似乎还没真正开始”。
费城的电气工程师格雷·瑟斯顿年薪约9万美元，在学生贷款、托育费用和教育支出预期的挤压下，生孩子或是需要勇气去做的一件事。他说，一旦生了，“作为父母，总想为孩子创造更多机会”。而这也意味着更多开销。
布鲁金斯学会称，目前收入水平难以维持生计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挑战。国家层面最直接的政策干预措施是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生活成本，或者两者兼顾。
为了提高收入，政策制定者可以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年以来，联邦最低工资一直维持在每小时7.25美元（小费工人的最低工资自1996年以来为每小时2.13美元）。许多州已经提高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仍有20个州沿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此外，收入不平等长期以来与工会代表权密切相关，因为集体谈判协议赋予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权力。保护工会活动并加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权力，是帮助中产阶层在城市和乡镇维持生计的另一种途径。
降低生活成本是支持中产家庭的另一条途径，而这需要一系列政策结合。由于生活成本涵盖住房、食品、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交通等各项开支，因此降低这些必需品的价格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在国家和州层面，降低中产家庭的生活成本可以考虑增加对全民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以及对公共交通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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